李成恩：良知关怀、诗意建构和精神姿态

                                                                                                  ——以诗集《春风中有良知》为例兼谈“本根写作”

                                                                                            ● 庄伟杰

独自静静地读着李成恩长达两万多字的成长自述《我的精神影像，我的历史片场：像胶片那样客观而勇往直前》，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八个片场像八个乐章，奏鸣成一部交错互动、感人至深的浑厚交响乐。一如至真至美的东西猝然闯入灵魂的底部，引发震撼，产生共鸣。沉静默读，禁不住想起贝多芬那优美动人的交响曲，或惊叹、或兴奋、或叫绝、或感同身受、或会心一笑，更多的时候是被诗人的情感、见识和思想所撩拨。尤其是片场五，如同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命运》，让我的双眼模糊。是啊，走在古典的路上，背起像琅邪山一样了不起的父亲，想起妈妈通灵宝玉般的灵魂，我这个经年漂泊的浪人，仿佛和作者一样“泪水长流”，好像在内心默化成一曲悲壮的挽歌或一场永久的仪式。因为感动并触发了我的心灵之弦，我想以这部厚实如砖头的诗集《春风中有良知》为例，即通过诗人呈现的文本，探讨李成恩诗歌中的良知关怀、诗意建构和精神姿态以及个人写作立场。我深知要写出深度和份量谈何容易，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个沐浴着春风般才情和拥有春天般气质的“80后”写作者，一个正在崛起中就以横空出世的英姿登场的女诗人，一个与众不同且卓然独标风采的真诗人。

打开诗集《春风中有良知》，那些属于诗人自身的精神影像：皖北的天空、胶片中的汴河、忧伤的故乡、古典的路上、孤山营的战场，还有古代的虞姬、项羽、钟馗，现当代的胡适、陈独秀、海子……乃至生活中的父亲、母亲、外公、外婆等一连串符号，组合成一片诗意的世界，在道路与河流之间、在天空与大地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个人与命运之间，让人目力所及之处，听到了无所不在的生命悸动，闻到了暗香浮动的灵魂回声，看到了穿越一切的“电闪雷鸣”。那些在语词中央回旋的诗绪，仿佛在与春风对语，在与河流共舞，在与天地通感。女诗人像一棵迎风挺立的白杨树，在呼啦啦地歌唱着氧气、阳光和大地对自己成长的恩宠和关爱。于是，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每一首诗篇，像“每一道闪电都是独一无二的”；于是，弹响得清澈明亮的每一行诗句，总是“雷鸣在人心深处”或彼此照亮。把这些精神影像刻录在诗里，似乎成为女诗人的一份痴想与追求，也是一种富有意味的宿命或生命方式。

整部诗集精选的200多首诗作由八辑组成，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往事回忆、关于风俗人事、关于胭脂主义、关于个人立场……可以说，日常而琐碎、平淡而枯燥的现实世界在她轻揉慢捻的弹拨下，呈现的是潇洒、自在、惊悚、恍惚、顽皮、恣肆、从容的，甚或是新奇、异质的，其中有表层的有深层的、有显性的有隐性的，既是摄写灵魂状的精神档案，又是生存与梦境的自然运转；既为此在提供了注释，又为想象运载着未来。别致的心肠充满别样的情趣，却又无限地接近于内心的真实。细加考察可以窥见，李成恩如履平地，神思通达地以闪电式的擦拭，穿越了人性中比刀锋还要“深藏不露”的地带、比青花瓷还要“妖媚”的真相，把那些原本对自己都要秘而不宣的经验不动声色地展露在我们面前。诚如张爱玲所言：“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佻的；但倘是海水，则看来虽似一般的波光粼粼，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女诗人那些丰盈饱满的文字背后，带给人一种生命个体闪耀着的“春风中有良知，翻起层层细浪”的清亮和明澈，仿佛找到了抵达灵魂出口的另一种通道，在“于无声处”为我们展示出“经过电闪雷鸣劈开过的那一部分中国文化”，并且露出其新鲜的肌体。从她那一程又一程的诗歌书写，我们发现，女诗人那种天才般的充溢鲜活灵动的自我建构能力，从显性意义上看，是蕴含着文化意味的人文情怀，表现为她企图打通个体与历史、土地与自然之间隐秘而神奇的微妙变化的诗性体验，这种体验与建构的理想是来自于她独有的、也是生养她的故乡汴河的地理文化背景中的人事风物和浪漫传说。从隐性层面而言，则表现为女诗人对于人的生存、存在意义上的冷静思考，一切又与良知、与灵魂有关。这是深层的最具审美意义的诗歌人文精神的建构与探寻。所有这些，恰恰与女诗人的独立意识和写作姿态紧密相联。这种隐显交错的写作品质体现在她的作品中，一方面既彰显出作为诗歌在语言上所具有的个人的“雷鸣”般的活力和气味；另一方面又保存着作为摄像的镜头语言所拥有的冷静与真实。李成恩的聪颖和灵巧之处，正是善于运用这种带有“闪电式”的话语方式来构筑自己“独一无二”的诗性空间，从而成为这个时代的“少数者”，并毫无疑问地成为新世纪迅速崛起的最为出色和独特的女诗人之一。

A．关于善与美、良知与爱的诗意建构

诗是诗人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是诗人生命意识的能动发挥和流转。“我的飞动划出良知的轨迹/那是人类所熟悉，而又不常练习的运动/我向下疾驰，风速像尖刀削我的脸/我又向上提升，只一小会儿我就到达了树冠/我看见我的羽毛上沾满了漂亮的光线/那是曙光，是人类所热爱的黑暗的敌人/我的飞动驱赶了渐渐暗下去的黑暗∥我的嘴唇上沾满了露水，亮晶晶的词语/仿佛善的结晶，一颗一颗幸福的，清晨的/这属于人类的一日从清亮的嘴唇、良知的滑行/与曙光的收集开始了”（《幸福的，清晨的》），这是一种生活状态与生活态度；写鸟实在写人，写鸟却不见鸟。堪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深夜里我出门散步，看见春风中有良知/照亮西天，吹得我想了又想前半生所犯下的罪过”（《对良知的若干解释》），这是一种生命忏悔；“春风中有良知，翻起历史的旧账/我看见马匹掀翻了强盗，像一个人的内心/燃起细浪、炊烟与枯枝败叶”（《春风中有良知》），这是一种生命觉醒；“倒春寒收走了诗人树才、林亚萍夫妇的婴儿/没有任何解释，‘不能确定的病菌’/到底是什么病菌？院长沉默，比倒春寒还要寒冷的沉默/像冰冷的尖刀插在这个春天，插在倒春寒上”（《倒春寒》），这是对于生命的关爱和内心的疼痛。在这样的诗歌中穿梭注目，让人分享到一种在现实生活之内又在现实生活之外的难以获得的经验和感受，那是诗人进入世界与进入自身的一种诗性飞翔，是诗人对世道人心的深度感知、把握和发现。在一个充满虚拟与道德沦丧的年代，势必会产生精神的造假与平庸的写作。这种境况导致了良知与灵魂的欠缺，也是当代诗坛包括整个文坛的通病。李成恩的可贵之处在于拥有了与众不同的独立意识和精神姿态，她不愿随波逐流，更不愿违背良知走向“他处”，这种勇敢的拒绝需要具有一种写作上的胆识，真正在文学上精神成人。没有拒绝，便没有生活；没有出于良知拒绝，不可能有良知关怀。一个真正的诗人，一旦失去拒绝能力，就意味着把自己交给撒谎的世界。对此，李成恩深有感触：“我的远游与拒绝，只因故乡的教诲，只因我内心的律令。不是我肉身的远游，而是我内心的远游，不是我内心的拒绝，而是我不得不拒绝。”[1]这种果敢决绝的、以性情立世的自主意识和个人立场，在一个物质至上的时代尤为难能可贵。因此，从李成恩诗歌中，我们听到了一种放射着个人真实而自由的心声。这如同心灵的孤本，是女诗人在生命的原版上激扬的属于自己的文字。

俄国的天才导演塔尔可夫斯基，作为一个卓越的艺术耕耘者，他的每部创作几乎都是电影经典。在自传《雕刻时光》里，他如是理解艺术：“艺术的目的便是为了人的死亡做准备，耕犁他的性灵，使其有能力去恶向善”。的确，艺术可以征服死亡而比人的生命更加长久。然而，艺术铸就除了天赋禀性外，还必须拓荒，必须“耕犁人的性灵”。其实，人的性灵俨如一片果园，一片田垅，一片需要不断开垦的沃土。意识到这一点，就能在大到天地万物，小到生活现场找到无尽的资源。于是，面对流淌几千年的悠悠汴河，李成恩把镜头推向忧伤的故乡和生活在河流两岸的父老乡亲，唱出了清晰而绵长的歌。因而，她的第一部诗集即以《汴河，汴河》来命名，让她多年来的情感获得一次痛快淋漓的释放。正是故乡给予她诗的性灵和营养，在她看来，“故乡是一个人的源头，也是传统的源头，一个人全部历史的源头，文明的源头。”[2]如同耕耘着自己的果园一样，生命的萌生、探索、思考与无尽之美全在她的耕耘之中。因为耕耘，让自己找到存在的意义；因为耕耘，她与故乡、田野、大地以及生息于其中的人们如此密切。于是，当“我翻阅那些熟悉的文字，像是见到了我过去岁月里的知已，她们都躲在书里，朴实、大胆、独立，这是我内心的律令，来自于写作的美的律令。”[3]

从李成恩的心路历程和文字呈现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崇尚善与美，并秉持良知与爱心的诗人。而恰恰是这份执著与挥之不去的情结，使她不能不看到在真善美的背后潜伏的人生无常和无可把握的悲欣哀乐。当然，她并非虚无主义者，她这种对于命运的无法控制的忧思源自于自身对生命、对存在的思，来自于对生活于汴河流域里的子民有着难以言说的温爱，当然也包括她对之后的宿营地孤山营的一种认知。即便是行游、骑单车、父亲来电、与妹妹交谈等零星的生活片场，她都能紧抓不放、自如运载于诗歌之中，开掘出潜藏其中的生活蕴含或更有价值的东西。由于所经历的那些人和事，有一种人情和感动在，这种善、爱与良知的追寻同时也是一种美的形式。一个诗人如果不能去面对人生中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其作品就难以切入生存的主旨，也无法在人类的精神领域内真正展开人对于丰富情感、心灵感受和命运关怀的诉求。

李成恩为何会用“一体”（即良知）“三维”（即善、美和爱）来作为其诗学生命观的基础，来构筑自己的写作伦理和灵魂大厦呢？她坦言表白：“我想平和、简朴，面向内心，充满良知与满足，才是一个人在写作中应该保持的基本美德，否则，你永远只是文字的囚徒。”[4]或许，对于经历、情感的珍存和对未来的向往，往往成为人对生命的庄严的承担。命运看似静止的，或安详地站在你的背后，但它带来的却是不可预知的，或悲欢离合，或生老病死。而颇有宿命意味的写作命运，却能让人获得磨难的同时，也获得心灵的满足。偶然的激情一旦成为人生中闪烁的火花，即便命运又在底下嘲弄你，也是一个转瞬即逝的亮点。“为了自由延续下去，我得有写作这条驴，让他每天围绕着我这块石磨转呀转，哪怕蒙着双眼，只要脚没有被绑住，你就得一门心思地转呀转，否则你就不是你自己。”[5]于是乎，所有的忧伤和美都在其中产生了，笔下也因之充满着生命之爱和自然之爱。这令人想起李成恩的系列纪录片为什么一开始就以故乡最底层的人与事为对象，来纪录他们隐秘的内心与原初的生活状态的缘由。这时，她的镜头就像她的诗，反之，她的诗也如她的镜头，两者之间形成为一种互文性对话。于是，当她对准那位在汴河上摆渡的、始终迷恋着河流与木船的沧桑老人，当她对准那位心怀亲人、目光悠远、在家族中最老的生活的古老哲学家的外婆，还有对逝去的外公、母亲和二舅的怀念……，女诗人仿佛从那些善良纯朴可亲的灵魂身上看到了生存的韧性和泪水，看到了这些坚强而无怨的生命对悲伤与痛苦的承受能力，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与汴河以及这个世界的关系。这一刻，万千感慨如同激流回旋在女诗人的心海，“我来到墓地，白云扶着我的记忆/我记起妈妈搀扶着外公，离我们而去/那是前后几年的事∥心中的伤痛刻进墓碑/一刀一划刻着生离死别的血泪/青苔也像一群没娘的孩子，冰凉的脸∥抚摸亲人的墓碑/仿佛抚摸妈妈的脸，爱的文字/字字如露珠，记录生者对死者的哭诉”（《春风阅读墓碑》）。那些灵魂是她所有的热爱，而命运关怀则成为她一直在探索的写作意义。从第七辑《汴河，汴河》的诗作中，可以发现，李成恩之所以对那些原始纯朴的生活津津乐道，呈现的是一种对终极意义、存在的深度探寻，是在对善与美的捕捉中，深切地感受到美的短暂、爱的伤痛和命运的不可捉摸。但生活本身如同汴河的婉转回肠一样，令人难以释怀，李成恩没有回避自身情绪自由地加以表达。这种写作方式，需要静心去体味生命的人经受过生活的波澜才能咀嚼得到，需要在静静中面对自己，面对生命。是故，从存在的意义上看，李成恩是80后诗人中率先用最温润和开阔的笔触伸入这一领域的，并以此来喂养苦难的诗歌。

相对于当代女性诗人来说，李成恩诗歌对“爱情”的书写似乎较少涉及，但“爱”的气息和温情一直流淌在其作品中，或隐或现。也许，对爱的表达有时只是为了一种生存道理，为了衬托存在的尊严和爱的美德。在她为数不多的那些状写爱情的诗篇中，如《蝴蝶的爱情》《镜中的爱人》《红嘴鸟，我爱情的榜样》以及《致牛郎》《给织女》等，她忽儿咏叹“现在我只一边写诗，一人一首/一边告诉天上人间/织女呀下凡吧，牛郎呀也痴情够了/天上有银河，人间要神话”；忽而感叹“爱人，你不在梦中，就在我镜中/……/哦我消瘦的爱人在镜中写诗/他像李白，饮酒，他像一个小神仙/他呷花食露，他在镜中帮我梳头，一点一点/我的发丝像酒在诗中披散开来/我的嘴唇也像诗张开来，爱人你在镜中为何不能给我一吻？”无论是对神话爱情的美好憧憬、还是对俗世爱情的叹息，无论是个体对情爱的审美追求、还是对两性之爱的理性审视，都隐约传达出一种女性的自尊、自爱与自重。生命是多重体的，爱作为生命中的一脉，有时就像涨满了整个天空一样，让人产生莫名的兴奋和感动，又让人感到辛酸与无奈。面对一个缺失了爱情的时代，以为生命里只有男欢女爱，未免把生命诗意化了。“所以，我不得不伤心，我不得不大声喊叫/梁兄我来了！我来与你成亲。”（《蝴蝶的爱情》）女诗人把美丽的爱情寄托在美丽的神话中，充溢于诗中的唯有圣洁。或许，这才是高尚的人世旅程的完美爱情和对幸福的获得。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的女诗人，当大多数人都随着时风流俗写着差不多的作品时，她像是个与世隔绝的静守孤独的思者，她把目光投向历史与人性的深层内里，思考着作为人的基本信念什么？良知是什么？爱是什么？用什么守住生活的美丽和幻影？譬如，在《父亲来电》一诗中，有这样闪光的诗句：“什么是良知？父亲告诉我/一个人在故乡游泳，他的天地/再自由不过了。浪花推着他向前/而你在异乡，异乡的细雨/纠缠不休。这也再正常不过了∥但是良知滴在紫色的葡萄上/她却羞红了脸。这就是良知/这就是青春之道，到了年底/你的运气在翻开的黄历面前/获得亲情、爱情与良知恩惠”。李成恩在作品中总是试图展示出美的心灵状态，去回答内心中为自己设定的问题。

当代诗人帕斯说过：“灵魂也需要爱情。”的确，灵魂真的需要温馨，需要安抚，需要知音。认定“写作的真实就在于它的自由”、又深谙艺术审美旨趣的女诗人李成恩，素来喜欢寂寞地独居在自己的天地中，俨然是一个伟大灵魂的热恋者，“我的性格：虞姬、项羽、钟馗，先锋的榜样不死”，无论是英雄情结的发芽、还是侠气精神的注入，无论是古典路上的《醉翁亭》《红楼梦》《水浒传》、还是域外的电影大师塔尔可夫斯基，抑或是“我故乡的文化骑兵”胡适、陈独秀、海子等，都构成为她的“文化谱系”。沉浸于这些灵魂的诉说之中，她的谱系好像就是一个寻找历史时间中的自我过程。这种灵魂之爱，不仅帮助她理解和记忆，而且帮助她总是通过写作来获得生命的尊严和抚慰。

B．精神根据地、历史片场与青春成长

诗人永远走在路上。写作既是精神的远游，也是灵魂的回家。笔者曾经这样说过，每个人都有故乡，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乡。从故乡出发开始远行，我们寻觅精神的家园，我们皈依灵魂的故乡，并意味着不仅仅是回到过去的出生地。但身躯是从故乡走来，生命的源头在故乡。这是多么复杂的情感啊！可是，我们的精神在对故乡的依恋与逃离中，在难以割舍与大胆寻找中，又期待着新的洗礼。既有热情的笃守，又有无定的漂泊，更有苦苦的追寻，一端连接着故乡那方水土，一端又接通着现代文明的风情。[6]因此，诗人都有两个家：一个在故乡，即出生地，一个家在内心，或“异乡”。诗人的写作，常常在这两个家之间来回奔跑和寻找。可以说，每一个诗人身上都兼具“出生地”和“异乡人”这两方心灵标签。李成恩同时把笔触伸向“汴河”和“孤山营”之中，并通过回忆和想象这两种功能来建构乡村风俗人事和个人生活传奇，即通过写作建构了自己“内心强大的角斗场，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审美观和道德观。”（李成恩语）

一个诗人倘若没有属于自己的灵魂根据地，没有精神的来源地，是很难经营出好作品来的。这种具有地方性经验和精神扎根地的诗歌，视角的切入往往是具体而有限的，但只要对接灵魂出口的通道，就能抵达世道人心。能够在写作中自觉地限制自己，又不断扩展自己人生宽广度的诗人作家，所展示的文本世界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即其写作意义已远远地超出地方性的概念。因此，伟大的作家常常热衷于写自己所熟悉和热爱的故乡（或把他乡当故乡）。诚如鲁迅之于水乡小镇绍兴，沈从文之于湘西的古老边城，马尔克斯之于拉丁美洲那个泥沼深处的叫马孔多的小地方。而普希金则咏叹：“无论命运会把我们抛向何方/无论幸福把我们向何处指引/我们——还是我们：整个世界都是异乡/对我们来说，母国——只有皇村。”他们笔下的“这一个”地方，无异于整个大千世界的最亮点，这恰恰是他们独特的文学存在方式的最佳选择地或对应点，并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灵魂底部的独特空间里。[7]自童年时代起就生活在多梦季节的李成恩，从一开始，或许就怀着乡村生活的不满足而走向外面世界闯荡，但这种不满足并不影响她对于乡村文化、传统文化的诗意建构，并不影响乡村诗意成为他所认同和建构的审美观和道德观的基本资源。这在她的身上似乎构成了一种悖论。一方面，即使是对现代城市文明人的生活方式有所看法，她也常常以故乡人的特性作为参照物或互为对映。另一方面，在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中，又希望用乡村的纯朴人性、民风纠偏现代工具和技术理性带来的人的异化。体现在写作上使得她野心勃勃，把笔触同时指向两个精神根据地，一头是胶片中的汴河和忧伤的故乡；一头是北京郊区：孤山营的诗歌战场与宿营地。在特定的境遇中，她试图打破时空间的阻隔，一端对接历史传统，一端紧系现代文明。在比照中对过去的留恋又不仅仅满足于此，回忆有时又并非表示想回到从前，但无论从现实的孤山营还是童话般的汴河，都透露出李成恩笔下对于人生、生命意义的具有审美力量的艺术探寻。

在孤山营，我在诗歌的征途上日夜兼程，像一个孤山营古代的士兵，我受到了大王的指使，我以诗歌的方式度过这无比荒凉的郊区生活。我在这个北京远郊的大学里写下了“汴河”系列与“孤山营”系列。“汴河”系列让我重临故乡汴河滔滔的惊天美景，“孤山营”系列让我陷入荒凉与兵器的搏杀中，传统温热，古代历历在目，而现代的意象似乎总是像冬夜里的幽灵跟着我。[8]正因为如此，我敢断言，李成恩诗歌写作是有根的，她来回注视着自己熟悉的地方，敞开它们，感觉它们的存在，和它们展开对话，并作为诗歌写作战场，自己与自己一个人作战，去写出它们和自己的生命相重叠的部分。因为“说到底，写作就是一个人的战争。如何战胜个体面对自己真实内心的恐惧，只有你战胜了自己，你才能抵达内心，最终通过写作获得永久的安宁。”[9]因此，她的诗便有了自己的精神依托，不管是对以往生命的一种回忆，对生存现场的一种把握，抑或是对历史留存的一份怀念，都具有自己的个性色彩和文化色感。我们不妨随意抽取一首来加以欣赏。请看《细小的雪》：

我伸出手，好像我握住了冬天的手

她的手细小、冰冷，随时要从我的手里抽出

早晨我睁开眼，目睹了今冬的第一场雪

她好像总是习惯在我熟睡时到来

小时候也是这样，只是离开故乡后

异乡的雪越来越小了，越来越

惊慌失措，我想她下了二十多年

也已经衰老与疲惫

我走到雪地，我找不到雪的温度了

我记得汴河的雪是有温度的

她在汴河两岸冒出新鲜的热气

异乡的雪啊连麻雀也惊慌失措

它们找不到下雪的兴奋，灰尘蒙住

麻雀的脸，它的灰色眼睛里倒映出

变幻的雪景，那是异乡人的幻影

想起汴河的雪景我双眼湿润

人间美景尽在汴河两岸

外公长眠于汴河的冬雪下

我想死去的亲人都会在雪景中复活

他独坐雪景中抽烟，看故乡的船只

破冰航行在旧时的好风光中，冬雪缓缓落下

通过细小的雪，女诗人丝丝入扣地表达了自己特有的细腻、敏感和多情，诗没有空洞的抒情，而是扎根于细微的感受，并从感受出发。在回忆与想象中，异乡的雪与故乡的雪在互映比照中勾连起自己的怀想，整个画面隐含着难以言喻的对故乡和生命的伤怀，照见的是一颗忧郁深沉的灵魂。

青春的历程，如同一颗耐人咀嚼的多味果，缀满了甜蜜、缀满了苦痛，也缀满了太多的失与得。一个人成长的意义在于实现自我生命的绚丽。青春，永远与诗歌同行。敏感多思的李成恩，面对青春，面对“这就是我青草一样鲜嫩的青春/我前世一样古老的青花瓷”（《青花瓷•青春》）。青花瓷，多美的意象，它构成为李成恩书写青春的最重要的关键词。青春，在她的笔下婉转流芳，腾挪多姿。青春的旅行“鸟儿一样自由，扑闪金色之翼”，青春之美如“抱云朵坐卡车，呼呼风声急”，青春的姿态“从不会沉默到底，青春直面刀锋”，青春的步伐“总是带着发甜的圆舞曲，而猫步有九条命”，青春的时光“我手握通灵宝玉，一头栽到无边无际的未来”，青春的青牛“一路上踩着节奏，四蹄击在青春的鼓点上”，青春的梦里“常有梳妆打扮的场景，练功房里光滑的地板/倒映一个小女孩光滑的青春期，曲笛响起来”，青春的诗坛“青春燃烧成灰/诗坛，诗坛长新苗，红眼圆睁”……总之，青春的恩恩充满着青春的激情，像弹奏着青春的舞步，“飞过来，又扑过去，金色的翼，女性诗歌的舞步”，会发新芽，总有新声，令人眼花瞭乱，好像只存在于另一个时空里，时时诱惑你踏进使人眩目的七彩光环中。李成恩的青春书写可谓飘逸超脱而又潇洒自若，那些真实的感受和内心的隐秘，通过带有青春标记的语词律动，所传达的似有穿越时空的醉意，却没有世俗的虚伪或庸人的颓顿，字里行间折射出来的皆是自然赋予的本色，也赋予生命深刻的蕴涵。她为我们捧出的是一份无悔的青春，一段成长的历程，一种诗意的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成恩为我们营造的是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进入生活与历史的审美方式。或者说，她的青春系列诗歌是一个关于生命与存在的寓言，是超脱于生活的在记忆之中构筑的想象。进一步说，她在寻找自己心灵的落脚点的同时，是用想象来作心灵的翅膀，既以直接在场的方式融入事物与场景中，又把实在的生活剥离，让自己“怀着希望与信心”，让读者在这些文字所构想的生活中同样能充满着信心和希望。或许，这就是李成恩多年来“对理想化生活的坚守与黄金般品质的锻造”，并“迷上了写作这一颇有宿命意味的事”的真正缘由。

以上我们从李成恩诗歌关于精神根据地、历史片场和青春寓言的能动追寻，尤其是关于善与美、良知与爱的诗意建构中，可以看到当代华语主流诗歌在某些方面的缺乏。譬如关于良知关怀，恰恰是创造人文精神话语及其传统的最重要之一环。在当代市场经济与世俗文化冲击下，如何建构一种自由话语传统、一种走向人心世道的良知关怀，可能正是抑制当代人文精神衰落、救赎人类神性失落的关键。由是可见，良知关怀作为李成恩诗歌中的一种价值判断、精神取向和人文情怀，所展示的智慧和力量，无疑的连结着一个更多深远广阔的精神空间，其价值意义不言而喻。

C．精神姿态、胭脂主义与“本根写作”

在一个充满算计的、唯利是图的消费化时代，俗气和功利的潮流覆盖着一切，如法兰西大文豪巴尔扎克所说的“现在的世界已变成一部金钱开动的机器。”面对这样的时代境遇，文学（写作）如何成为可能？而一直保持着边缘和独立状态的诗人，如何不失自尊而又坚韧从容地存在，然后从诗人心灵里产生广阔的精神图景，让写作从浮躁的俗世中洞开出闪烁灵魂光芒的语词之花，在首先感动自己中去感动他人，在充实心灵时去充实更多的心灵。或者说，诗人如何寻找到一个足以容纳自身的诗意居所，让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人生之重，获得解脱、慰藉和平静，让心灵在不断打开中引向所能抵达的一切心灵深处，继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精神气场”。这些所构成的话题，诚如海德格尔尝试回答荷尔德林提出的问题：“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时认为，诗人一定要专注地把诗的本性收集到诗之中，而诗人应与世界和时代的命运同一。的确发人深思。

放眼当下诗坛，相对于其他领域的写作，诗人中更多的是怀抱着强烈的理想精神，守持文学的品格和初衷，诗歌的传达也比其他文字更“有意味”、更加纯粹、更为真挚、更见性情。文学的外部生态尽管令人怵目惊心，但诗人的激情依然如喷泉奔涌。即便诗坛中随波逐流、混迹胡闹、沽名钓誉的写作为数不少，堪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然而，“真正的诗歌，不求时代的怜悯，也不投合公众的趣味，它孤立的存在本身，依然是了解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证据。”[10]

在“80后”的女诗人中，李成恩与郑小琼无疑的是新世纪华语诗歌界各自相对独立的奇特个案和存在。尽管她们的背景、身份、经历、趣味和精神姿态不尽相同，在诗歌中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审美形态、个性特征和文字气味。但她们的写作本身，乃是这个时代闪烁女性光芒和精神高度的一种象征，让我们看到“80后”作家身上那种可贵的写作品格已经脱颖而出。这是不同于装在一个所谓“80后”瓶子里一起卖的做法，也有别于先前借助于“80后”这个有着明显炒作嫌疑的概念的光环所笼罩。她们的诗歌启示着我们：写作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字游戏的自我玩赏，它应该承载着本真的情怀，精神的锐痛，灵魂的力度。即诗人应该把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指向个体生命、现实人生与命运终极的核心上，力求在词与词的交汇处，或在语词的中央探寻人性可能的高度，并且赋予诗歌一种巨大的洞察力与透彻力，拥有从高处俯瞰人生世态的开阔视域和心灵向度。

李成恩宣称自己是一个“胭脂主义”者。所谓“胭脂”，按她的解释是：“一种古代的武器，属于女性的武器，我信奉自身的力量，哪怕是‘胭脂’的力量。”[11]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李成恩认为写作一定存在着性别。但她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为此，她透露出三个信息：“一是我企图向俄裔美籍诗人布罗茨基所强调的‘诗人是文明之子’的美学标准靠拢，二是我所喜欢的女性主义意味发生在我身上，三是基于我真实生活的文本呈现。”[12]这种女性写作观念，是一种十分鲜明而独特的女性精神立场，展示出富有个人化色彩的探索活力。旨在“以女性主义为理论基础，对当下的人文环境、诗歌写作及视觉艺术进行必要的建设与修正。”[13]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个人博客的展示，诗坛的纷繁令人目眩。于是，各种各样的命名也随之而来。什么“梨花体”呀，什么“新红颜”呀，渐渐粉墨登场，甚或在一些诗人和评论者那里无休无止地纠缠着。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以为李成恩提出的“胭脂主义”，未必是一种理想的命名策略，尽管她自圆其说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顺便一提，用“新红颜”来为网络或博客上涌现的大批年轻优秀的女诗人的写作贴上标签，其命名的花哨就可想而知了。如果“红颜”是指貌美的女子，那么，美女作家、美女写作早已有之，何来“红颜”？再细究一下，“新红颜”三个字实际上是对李成恩“胭脂主义”的复制和翻版，只不过是多加一个“新”字而已，却缺少甚至没有像李成恩所提出的鲜明艺术主张或诗学写作观。从字面上解，“胭脂”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指“一种红色的化妆品，涂在两颊或嘴唇上。也用做国画的颜料”。“红”与“颜”尽在其中。如果说“胭脂”的字面义还有点意味的话，那么“红颜”就太白太俗太直露了，缺乏一种味道和张力。当然，如此望文生义并非有意曲解“胭脂主义”的女性写作观念。因为说到底命名也算是一种自由，谁都可以为之。问题是提出的命名到底有多少价值可言，又有何意义？尤其是在诗学（理论建设）上。可能“胭脂主义”的率先提出，自有它的一番道理，但笔者还是保留自己的观点。倘若允许的话，倘若缪斯女神惠允并赋予笔者一种命名的自由，我更倾向于将李成恩诗歌、或者说以李成恩等为代表的80后一批优秀诗人的诗歌（写作），看成是一种“本根写作”。究其原因，在于他（她）们与以往几代诗人在写作风貌上已有明显的不同。他（她）们通过自身的精神状态感受到的生活、对世事人情的认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写作方式，尤其是他（她）们的发声，不仅呼唤着敬畏生命、回归自然和对存在的思考，而且明显地带有一种追寻着对于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意的守护和回归。这种“本根”型的写作方式，基本不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强调的“寻根”写作（意识），也不同于九十年代提出的“草根”写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考方式、观照方式、审美方式、呈现方式。从寻根（意味着回归历史文化）到草根（意味着关注底层民间）到本根（意味着回到本源自然），这是一种有趣而有序的写作观念的转变。如果我们有必要为80后诗人寻找一种足以支撑这一代人精神的根基的命名的话，用“本根”（写作意识）来作为这代人的发声之道，或观察其在整体诗歌文化版图的位置，可能有它的合理性依据。对此，通过对李成恩诗歌的解读分析，以及对其提出的有关写作理念的理解和感知，也许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首先，我们说，李成恩诗歌是一种有根的、有灵魂的写作，她的良知关怀、她的故乡回望、她的历史追索、她的古典情结……，都源于本心、本原、本性、本色，是本身的生命体验和存在之思，甚至是一种本能的“无意识”反映。其次，她有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地，或者说有自己所热爱的那个世界，这就是她的良知故乡和情感故乡。如果说这也是一种“乡愁”的话，那是一种良知的乡愁和情感的乡愁。再者，她诗歌中的根，可以理解是自己心中私人化的一种精神勾连，或者可以看做是一种与精神源头的对接和感应，如同一支悠长绵邈的回旋曲，能令人静静地回味或享受。此外，善良之根，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生命中应当具备的基本元素，乃是人类世代相承的永恒需要，体现在李成恩的写作中，则是对于善与美、良知与爱的诗意建构。这跟女诗人自身的善良之根密不可分。第五，由于女诗人本身与生俱来的根性没有丢失，无论是追怀与返乡、回忆与想象，根在魂在。这也是对人类本原和存在的一种文化思考。可以说，李成恩诗歌体现的“本根写作”意识，是其诗歌最具文化根性的闪光点，与她主张的回到女性的、古典的、传统的诗歌写作中来，以及倡导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自然环境保护等观点是一致的，是相互呼应的。这种“本根”意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则让有根性的诗人的触须获得前所未有的复活、再生和腾飞。所有这些，本来其实就与诗人的身世之根、文化之根互为因果，这也是诗人对大地之根的一种回敬与虔诚，它标志着“本根写作”本身既回到了自然与大地，又回溯到历史与传统，也回应着生活与未来。

诗歌写作的意义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开拓和创造、传承和弘扬。然而，要发掘具有个体意识又各具个性的80后诗人群体及其诗歌写作意义，尚须我们投以关切的目光并加以呵护。李成恩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尽管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但一切才刚刚出发，生命的萌动、生发、成熟和无尽之美全在于未来的耕耘之中，生命的坚韧和美丽的光波则来自于体内日长岁月的凝聚和积蓄。对于李成恩来说，生命之路与写作之路还相当漫长。是的，“天上的事我所知甚少/人世的事我还在体悟中∥收藏亲朋的祝福，我独自发誓/与月亮搀扶着，不抛弃不放弃/一直到老，以抒情为业”（《月亮纪事》）。相信在春风中怀揣良知的女诗人，会给当代诗坛亮相更多的精彩和惊喜。因为，“月亮的事业，照彻人间的事业”。

2010年初秋于国立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注释：

[1][2][3][4][5][8][9][11][12][13] 参见李成恩：《我的精神影像，我的历史片场：像胶片那样客观而勇往直前》，见诗集《春风中有良知》附录，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版，第325至348页。

[6][7] 参见庄伟杰：《华文文学书写的维度及诗学探寻》，《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年第4期。

[10] 谢有顺：《乡愁、现实和精神成人——论新世纪诗歌》，《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