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90年的历史遗产

                          ――当代诗歌的时代精神与大众审美

                                                      李成恩

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也是中国新诗90年。我们今天谈论“当代诗歌的时代精神与大众审美”，一是基于当下诗歌的“时代精神”的缺席，二是“大众审美”的退位。

“时代精神”的缺席意味着诗歌已经彻底远离了“五四”精神，而我认为“五四”精神是中国新诗应该继承的精神。但我们在90年的新诗进程中，一点点失去了诗歌的先锋精神。当下，占主导地位的物质主义抬头，先锋精神被时代遗忘。

物质主义导致灵魂钙化，诗歌精神被诗歌的技术化浪潮淹没。诗歌的技术化浪潮获得了时代审美的宠爱，一大批诗人由此跃上了诗坛前沿，充当这个时代最好的诗人的代表，他们能够大面积获得掌声与鲜花的资本是什么？是过度的技术，技术成了当下“最好的诗人”的惟一CI标识。技术葬送了中国一代诗人的创作，他们正将自己深埋进技术的绿色植被下面，享受时代绿油油的，或甜腻腻的审美奶油的浇灌。

玩弄语言与制造技术，是当下“最好的诗人”们干了至少20年的惟一一件事，中国新诗的难度似乎在这一轮竞赛中评选出了两类人：一类是“最好的语言魔术师”，一类是“最好的技术能手”。在我这样的80后的后来者看来，这两类人，都是中国新诗发展进程中优秀的匠人，而不是真正的诗人。

中国新诗不会永远建立在“语言魔术”与“技术能手”之上，我认为这只是“时代精神”缺席与“大众审美”退位给中国新诗留下的一个时代空档，“温吞水”式的20年新诗写作应该尽快结束，我在此预言，中国新诗的命运将会随着更年轻一代诗人的登场而改写。

我认为，新一代诗人将重新继承“五四”精神，回到周作人在1918年《新青年》上所强调的“人的文学”，而不是当下的“物质的文学”，我们要花大力气从“语言魔术”与“技术能手”的时代泥潭中脱身，中国新诗在一条与“时代精神”与“大众审美”背道而驰的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失去了中国新诗的“五四”精神。

中国新诗即将因为新一代诗人的到来而复苏其麻木的肌体，重新获得“时代精神”与“大众审美”的活力，这一历史的重任将交给我们下一代。该为“语言魔术”与“技术能手”打上历史的封条，我们将毫不手软地打上封条。

我认为，中国新诗的“五四”精神在90年后的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遗忘，中国新诗90年前的历史遗产必须续承，必须重新审视，必须重新梳理，必须重新回到我们新一代诗人身上。

谁还愿意当“语言魔术师”与“技术能手”呢？愿意以此获得终身成就的“后朦胧”诗人、“第三代”诗人、“新生代”诗人，你们能否把你们麻木的脑袋先拎下来插到“五四”的风中去吹一吹？自由、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已经是当今中国最基本的大众价值观，中国最近20年所积淀下来的“为诗歌而诗歌”的诗人们，在一个丧失了“时代精神”与“大众审美”的象牙塔里进入了中年，未来是什么？你们的前途与命运在象牙塔里了此终生吗？

我们不愿意重走这条老路，不愿意再进象牙塔。

那么，“五四”精神到底对我们有何启示呢？胡适当年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余英时认为“五四”运动更接近启蒙运动，“民主”与“科学”是一部分，在“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外，当时人们讨论最多的还有“费小姐”，那就是要求人的自由，在精神上追求的是一种自由主义，肯定人对自己的主权。所以，我要说中国新诗要回到“人的文学”上来，而不是回到“技术主义”与“语言魔术”上来。

“技术主义”与“语言魔法”是和“时代精神”与“大众审美”相对立的，是90年来中国新诗所遇到的一大阻碍。消灭“技术主义”与“语言魔法”，中国诗人们，时代向我们发出了召唤，“人的文学”才是我们的诗歌追求。

――2009年5月西安，第二届中国诗歌节“当代诗歌的时代精神与大众审美”研讨会发言提纲